食安员并非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和延伸之手，如果将隐患报告作为食安员的义务，则可能形成企业与作为企业员工的食安员之间的对立关系，进而可能使食安员在企业的管理中被边缘化。

该机构以委员会制为宜，食安员并不是受该机构的领导，而是与其他成员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力同样一首民歌，一个草根歌手可以让人瞬间感到田野的广袤和生活的艰辛，而一个生活优渥的歌唱家的歌声听起来却索然无味，即便后者的高音唱的更高、更饱满。

法国邀请方老板备感担心，但其中一个乐手（好像是茨冈人）说了句宽慰的话（最触动人心的一句）：柴可夫斯基流淌在我们的血液当中。如此教育的后果是什么？只有法律知识、没有法律意识（法治灵魂）的人，是只考虑以法律知识谋生、缺少为社会福祉贡献的人。如此没有心灵沟通和道德情感的法学研究和实践，可想而知，其现状及后果是什么：只能是为有权势者提供理论脚注、为资本说话并提供舆论支持。演出获得巨大成功，指挥家和乐团迎得新生。之后的故事就是在诠释这句话。

不过，在法学教育中时时强调体现尊重他人的规则，却是可以做到的。最近众多媒体都在指责中国式过马路，且不说这种以中国式作界定的提法是否妥当，仅仅就其指责而言就是片面的。法律实用主义也可以叫作法律工具主义，它有三大特点，一是法律不要有体系，立法也不要求完善、完备，有一些法律够用就可以了。

江平：以人民的名义、以革命的名义、以国家的名义干的坏事，干的践踏法律的事情，我们没有很好地清算。江平：不是说人民二字不能用，问题是在以人民为名义的下面，谁是人民呢？深圳市中院的院长说了一句话：法院的判决不能够让人民都满意。二是法律也不要太复杂，条文不要过多，简要的内容就够了。如果你要想改变《土地管理法》，你不能够只有国务院的授权，应该有人大的授权。

明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，只有把改革开放的30年放在这60年的历史背景下，才能够更清晰地辨别出我们所走过的道路。马国川：不鉴往则不足以知今。

因为他的理念与当时流行的法律实用主义是格格不入的。当时把邮票上面的人民邮政改成了中国邮政，这就引起了几名常委巨大的愤怒，甚至上书到中央，说把人民邮政都取消了，等于把我们的性质都改了，又恢复到过去了。马国川：到了文革时期，连法律实用主义也不要了。在改革之初，我们知道中国要走向另外一个岸，要摆脱原来国家无所不包的高度控制状态，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，那彼岸究竟是什么样呢？确实不是看得很清楚。

很不幸的是，中国走向了法律虚无主义。马国川：法治在今天是不是也面临这样的困境？ 江平：改革开放30年，无非就是两个主轴：一个是市场，一个是法治。马国川：对比来看，我们这样的一种经验主义看起来是慢一点儿，或者有一些曲折，但是总的损失相对小一些。从1982年我们就开始搞《民法典》，第4稿都已经很成熟了，快要提交通过的时候，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的讲话改变了进程。

我想，建立法治国家、弘扬法治精神，民主和自由仍然是现在我们所追求的目标。法学家要向经济学家学习。

江平：1991年8·19事件之后，由青年改革学家盖达尔和其他一些人关起门来研究私有化的过程。这些试点有些已经超出了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、《物权法》的规定，这些问题究竟怎么看？我是完全主张中国的改革还要进一步试点的，因为如果不试点，在法律上仓促规定，很可能对全局造成危害。

江平：而且是不太重要的工具。选自《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》，江平谈中国法治三十年。马国川：群众运动也是践踏法律的最大挡箭牌，可以用群众运动蔑视一切法律。十七大报告里面，一方面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念，一方面又讲了弘扬法治精神。保守一些的人就用社会主义法治来为自己的理念说话。这30年来，我们知道自己是从哪里走过来的，但是究竟将来走向何处去，现在看起来仍然有争论，仍然有困惑，仍然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。

江平：回顾历史是很重要的。当然，我认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只能循序渐进，只能在目前的体制内来进行。

马国川：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要考虑怎么办。据我所知，这种东西大概只有几个，《专利法》是这样的。

法律实用主义的主张是，不一定需要法律，也不需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。法律经验主义之所以出现，有很深刻的历史背景。

一位三农专家说：如果依照你们法律人的搞法，那就永远没有农村土地承包。马国川：但是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开放，能不能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来完成？ 江平：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。而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法律体系，要构建一个什么法律体系，直到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才逐步提出来。马国川：也就是说，没有急于搞《民法典》是正确的？ 江平：制度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我们法律人或者法学家或者立法人的脑子中出现的呢？还是在转轨的时候从实际出发、从现实出发总结出来的呢？应该说30年的改革，没有碰到太大的波折，或者非常大的损失，可能跟法律经验主义有关系。

1951年到1956年我在苏联学法律，也是这样。另一种是先摸索，当实践充分了以后，再把它上升为法律，成为制度。

再有就是《中外合资企业法》。马国川：反右运动的时候，有一些法学家就是因为纯法律的理念被划为右派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就要摸着石头过河。我记得当初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，人们就有不同解读：思想解放的地方强调的是市场经济，保守的地方强调的是社会主义。

中信出版社出版，《财经》主笔马国川专访。20年前，那时我还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，曾经发生了邮票事件，在人大常委会激起了风波，争论得很厉害。1978年我们想吸引外资到中国来投资，外商不来，他们会问，我的权利有哪些，我的权利怎么保障？所以必须先有法律才来投资。只要以人民的名义，以革命的名义，以国家的名义，什么事都可以干。

所以我们应该看到，法律既有它积极的一面，又有它消极的一面。马国川：您如何评价法律经验主义？ 江平：在法律经验主义基础上，我们走了很长一段道路，减少了损失，但是也有一定的弯路，有前进，也有倒退。

江平：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三个途径，一是先修改法律。他说，农村的改革我们大体已经知道了走什么方向，但是城市里面究竟怎么搞？国有企业走什么路？经济将来到底是计划呢还是市场？都没有一个最后的定论，或者说明确的方向。

同样，法治也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准则，也应该在国际上有一个共识。不能笼统的一句话，道路是曲折的，前途是光明的。